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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农场进军农产品加工业的机会来了

  秋收逼近,玉米价格下跌,农民叫苦不迭,各种经营主体步履艰难,但这却是国有农场进入农产品加工业的黄金时机。由于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相较于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而言,国有农场拥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4年三种粮食平均成本收益数据”,小麦、稻谷、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总成本为1068.57元/亩,平均售价为124.38元/百斤,净利润为124.78元/亩,成本利润率为11.68%。
  成本利润率是反映一个行业盈利能力的重要经济指标。从成本利润率的角度看,中国大宗粮食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利行业,自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三种粮食就摆脱了长期的负成本利润率(1961年、1962年、1963年、1965年、1975年、1976年、1977年、1978年的成本利润率依次为—25.6%、—5.17%、—6.05%、—7.04%、3.21%、—2.96%、—2.93%、2.28%)的困境,达到了27.71%的高点。之后至1998年,成本利润率均保持在30%以上,其中1994年达到了96.04%。之后虽有所降低,除个别年份外(2000年、2002年、2005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依次为14.09%、16.91%、28.84%、17.98%、7.11%、11.68%),多数年份仍然保持在30%以上,2004年高达49.69%。30%以上的成本利润率是一个与房地产业媲美的水平,即使以2014年的11.68%做横向比较,也远远超过工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等产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所得,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利润率仅为6.45%,建筑业为3.78%,限额以上批发企业为6.23%,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为12.4%。
  但是,不得不加以说明的是,中国粮食如此高的成本利润率是在补贴政策之下实现的。一旦失去补贴支撑,其成本利润率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让我们以2014年三种粮食产品的成本数据为基础,将玉米的销售价格变更为价格放开的后现实的玉米价格,看看三种粮食平均成本利润率会发生什么变化。
  据本公号10月11日的调查,地处黑龙江双鸭山市的友谊农场的玉米收购价格已经跌至四毛五以下。四毛五的潮粮按国标三等标准折算干粮价格为五毛六,即1120元/吨。这个价格等于在2014年的基础上调减了每斤五毛六。假设其他条件不变,2016年玉米每亩净利润为—504.13元。以此玉米价格计算,在小麦、稻谷收购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三种粮食(玉米、小麦、稻谷)平均利润为—73.02元/亩(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成本处数据),成本利润率为—6.83%。毫无疑问,利润率变为负值自然会导致资本从粮食种植业的迅速撤离。
  据本公号预测,2017年至2020年,将是资本大面积退出种植业的时期。不过,在这个看似惨淡的局面之下,却是国有农场进军农产品加工业的最佳时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相比之下,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国有农场或由其投资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比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比较优势。
  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成本处公布的资料中,三种粮食平均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生产成本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和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共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药费、农膜费、租赁作业费、燃料动力费、技术服务费、工具材料费、修理维护费、其他直接费用这11项直接费用,还包括固定资产折旧、保险费、管理费、财务费、销售费这5项间接费用。2014年,三种粮食亩均直接费用为405.03元。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农场保持了双层经营体制的组织结构:国有农场管理机关——连队(管理区)——职工家庭农场。这种组织结构是形成规模经济的先决条件。公司+农户是实行农工商一体化和农业产业化以来较为成熟的一种常用模式,但是公司和农户之间仅仅依托合同作为纽带,在诚信还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的前提下,十分脆弱,在降低原料成本方面作用有限。
  以上述直接费用为例,一般农资企业均采取省级、县级、零售三级分销模式,约50%的利润被中间环节分摊。国有农场则可以通过组织化的优势,采取市场化的选择手段,与农资厂家直接合作,以出厂价进行统一采购,帮助职工家庭农场大规模降低农资成本,其降价空间按50%计算,即可将上述三种粮食的直接费用由405.03元/亩降至202.52元/亩。如此,则三种粮食净利润将由—73.02元/亩变为129.50元/亩。由成本降低带来的利润,一方面可以使种植环节的职工家庭农场在其他农村的家庭农场倒闭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可以转移部分利润至下游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去,使得加工企业的原料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在同行业中占据竞争优势地位。
  从长远来看,国有农场进军农产品加工业,有利于就地城镇化。据国家农业部农垦局提供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垦系统共有1789个农场,总人口为1420.34万人,场均人口7939.30人,低于我国镇(乡)均人口(18929.11人)一万多人,城镇化空间较大。
  就地城镇化可以加速吸纳种植业劳动力向加工业及第三产业转移。从而进一步减少农业部门劳动投入,降低农产品成本中的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在我国粮食总成本中占46%,是中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成本障碍。与玉米为例,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起,中国的亩均家佣劳动折价及雇佣劳动成本始终高于美国,1978年中国亩均劳动成本是美国的11.26倍,之后降低至二至三倍,2005年上升为4.67倍,2011年突破10倍,达到11.40倍,2014年,玉米的中国家庭劳动折价是446.40元/亩,美国是25.05元/亩,中国是美国的17.82倍,中国雇佣劳动成本是28.28元/亩,美国是3.20元/亩,中国是美国的8.84倍。
  在刘易斯拐点理论[1]中,有一个假设,即工业部门无限制地需要廉价劳动力。但是,在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中,随着GDP增速的下降,二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的速度也在下降。2010年,GDP增速高达10.45%,城镇就业人口同比增长3.75%,农民工数量同比增长达到高点,为5.24%,外出农民工人员数量同比增长同步达到高点,为5.52%。2013年,GDP增速降至7.7%,农民工数量同比增长率下降至2.41,低于城镇就业人口3.07%的增速,外出农民工人员数量同比增长只有1.68%,2015年农民工数量增速只有1.28%,不到城镇就业人口增速2.80%的一半,外出农民工人员数量增速降至0.37%。
  在城市二三产业吸纳农民工速度日益下降的今天,由粮改带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不容忽视,而加快国有农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步伐,从长远来看,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可以增加劳动力转移的吸纳渠道,一方面可以集聚相关产业,形成小城镇,创新城镇化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责任编辑:都市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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